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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陈文革来路边接的我们,他约莫着五十来岁,穿着脏兮兮满是油渍的灰色工装裤,板着个脸。这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别人欠了他几个亿。
徐羽伶当时对我说:“他看起来人还不错。”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刚见到陈文革时的看法,在我们与陈文革跟他的那些“破铜烂铁”朝夕共处之后,羽伶改变了她的看法。“那个陈文革,是有点儿奇葩。”
住在一个修理工车棚里的经历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我至少还有两点必须吐槽一下。第一是,没个几天,一层薄薄的黑色机油就会覆盖住所有的东西。甚至整个人都会变得像一块滑腻的肥皂,如果有人想抓住你,你会直接从他们手里滑出来。第二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修理工对问题连篇的小丫头片子也不会有什么好感。
当陈文革告诉我们正时皮带坏了,我们问:“啥是正时皮带?”
当我们看到变速箱如同一个爆炸的二踢脚,我们问:“这东西好修吗?”
当我们饿了,我们又问:“这附近有麦当劳吗?”
最后我们发现,正时皮带很重要,修变速箱也很麻烦。还有还有,在这样一个北京郊区的古北口镇,周围连一家小小的快餐店也没有。但是,你却可以在一家小卖部里买到淀粉肠。
“那淀粉肠不错。” 陈文革对我们说。
“还是算了吧,谢谢。” 我们答道。
在我和徐羽伶成为陈文革的拖油瓶之前,我俩开着一辆97年的二手黄大发面包车在国内环游。虽然这次旅行是我的主意,但在我给羽伶安利了大西北沙漠的广阔无垠和在马路上飞驰的自由生活后,羽伶爽快地决定入伙。旅行很快进行到第二周,羽伶却逐渐对在高速上开车产生了恐惧。她总觉得我们这俩二手车开着开着车轮子就会不翼而飞,然后整个车身一点点解体,最后只剩下俩车座在公路上漂移。
在青海湖外,她眼眶泛泪地说:“我不想开了”,但我以为那是窗户开太大被风迷了眼。毕竟那时的风就是我们的纯天然空调。
“啥?!” 我喊着回应道,“你现在嗨了?”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我们的对话。
“就是开车,开车啊!你能替我开一会儿吗?” 她更恐慌地说道。
不过,她并非凭白无故感到害怕的,汽车故障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们。发动面包车时,汽车轰鸣声响彻了熙熙攘攘的停车场。周围人们的本能反应通常会是好奇地想凑个热闹,或者逃之夭夭。当我们抵达露营地时,妈妈一把把孩子们拉到身边,并用手捂住他们的耳朵。
在秦岭时,面包车发起脾气来,拒绝加速上坡,发动机还由于高温而隐隐变红,这导致车子只能慢慢往上爬。因为发动机就在座椅下,我们的大腿就像烤架上的鸡肉一样。还有一次车子连前进档都挂不上,只能倒着走,我想象着我俩倒着环游中国北部。车尾会先到镇上,我和羽伶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朝他们挥手致意。“那俩女孩儿正倒着开车游遍中国,”他们可能会说:“真厉害啊!”
真是拜这辆97年黄大发所赐,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的公路旅行,被迫在距离古北口镇20公里处停止了。
“啥玩意儿啊?!咱们撞到了什么吗?”羽伶大喊着,试图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
我敷衍地瞥了眼路面,好像没有被压成肉饼的野猫野狗。
“没事啊,一切正常。”我回答道。话音刚落,发动机就发出了噼里啪啦,令人不安的声音。羽伶急忙地一把把住方向盘,将车急停在了路边。我们下车,打开了引擎盖想看看有什么问题。然而作为机器小白的我们来说,这么做除了自我安慰以外,毫无意义。我们俩根本就分不清啥是正常运转的发动机,啥是废铜烂铁。
“我觉得这应该只是风扇皮带的毛病。”我煞有其事地对一脸茫然的羽伶说道。
“反正车子也没着火啥的。换一条风扇带也轻而易举。”我说道。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车内的某一处有条小皮带,整齐地断成了两截。
最理想的状况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就是修车师傅会友好地跟我们说:“没事,这简单,我能修,而且不用钱。”
可现实是,我们遇到了陈文革。我们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让我们沿着路边寻找发动机或者皮带的碎片。那些碎片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哪里坏掉了。我和羽伶就那样走了至少有一公里,去捡那些橡胶碎片和有的没的废料。路面上到处都是零零散散的碎片,天晓得这些碎片是我们车上的,还是六十年前路过此处的车掉下来的。我们认真仔细地捡起那些碎片。陈文革开着拖车赶到的时候,就看见我和羽伶两个人站在路沿上,捧着一把黑色的橡胶碎片,乍一看就像婚礼上捧花的新娘。
在最初的几分钟,陈文革在检查车子时差点把自己电死了。“靠!”他甩了甩差点烧焦的手指,脱口而出。羽伶和我往后退了几步,看了眼对方。我们就像两个看着爸爸在修理风扇的小丫头一样。我甚至预感到了有一片扇叶会从我头顶上飞过去。
不知为什么,我因为陈文革说出的是“靠”,而不是像“操”之类更粗鲁的脏话而感到庆幸。对于一个准备在北京城郊对两个女孩下手的杀人犯来说,“靠”有些过于温柔了。我并不觉得陈文革会对我们下手,只是出于女性的本能,我们会本能的揣度一个陌生男人。而且陈文革这幅大腹便便的模样似乎与杀人犯搭不上边。
“害,这车有问题,”陈文革从惊吓中缓过神后说, “不修不行。”
“是其中一条风扇皮带出毛病了嘛?”我觉得这主意也许会有帮助。
我们坐陈文革的拖车回到了他的修车棚里。从来没坐过拖车的我真的是有点头晕目眩。因为车开得不稳,一罐儿壳牌润滑油撞得前挡风玻璃嘎嘎作响,座位上也被整得油呼呼的。
“您是这本地人吗?”我难以忍受这令人尴尬的沉默,忍不住想要跟陈文革唠一唠。
“不是。”陈文革回答道。
陈文革的修车棚在国道边儿,就在这小镇几条主干道的中间。高德地图显示这盈尺之地是一个“四面环山,一水中流”的布局,一条潮河从小镇旁穿过。古北口镇就是那种在地图上也得费老鼻子功夫才找得到的地方。这个镇小到,你弯腰从座位底下捡个薄脆的功夫,你都能从在镇上走一圈。
这小镇有两家老式糕点铺,两家店的牌匾上都写着“最正宗的驴打滚。”下国道不远处还有两家面摊和一个小卖部。后来我们才发现小卖铺的货架是空的,剩下的只有包装袋布满灰尘的老式果脯和包装劣质的淀粉肠。舟车劳顿的人们,也只是会从那两家糕点铺子买来些粘腻腻的驴打滚,给保温杯接满热水,再顺带加点油。古北口镇不会是你旅行的目的地,大只是一个旅途中路过的风景罢了。
在我们刚到达修车棚的时候,陈文革随手指了指一旁的废铜烂铁,说:“搁这儿等着。”然后转身走入棚里深处,之后他就像是被黑洞吞噬了一样,消失了。
我蹲坐在一辆拖车的一侧,羽伶则蹲在路边。正午的阳光晃得人有些眼花。路的对面有个加油站,那儿的公厕整天都开着,但脏得可怕,估计是这辈子都没人来打扫过。
“你们的变速器坏了,修了也没用,还不如换个车。”陈文革在当天晚些时候跟我们说道。
这时,天色已晚,国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都打开了远光灯。每一个都如同夜店里的闪光灯一样刺眼。除了我跟羽伶,每个人似乎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
“坏在这儿总比坏在别处好。”我对羽伶说道。
羽伶环顾四周,满车库脏兮兮的零件。这时加油站的灯也亮了起来,将加油站都浸浴在淡黄的光里。
“我是说,虽然已经够倒霉的了,但我确定还会有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 我小声嘟囔着。
陈文革就像一个酒店前台带着我们参观“房间”,他指了指棚子一侧已经锈迹斑斑的水龙头。
“这个给你们用。”陈文革说道,紧接着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也许是去小卖部里“采购”淀粉肠当夜宵了。
乐天派们总是相信世界上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即使是鲜花也会在经历战争炮火洗礼之后的断壁残垣中生长。在我和羽伶从修车棚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古北口长城遗址。这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交战的地方。经历了当年残酷炮火的洗礼,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片残垣断壁也仍是没有鲜花生长的痕迹。
在一次去散步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小河旁,有一条小路可以一路下到河滩边。我们在那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看河水是如何把岸边的绿色水藻重新冲回河里。然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些随遇而安的小银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如何游来游去的。尽管它们脑袋空空,但它们仍然在水里过得无忧无虑。他们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道理。我想象中,看着这些小银鱼就如同看着达尔文起源论的有机小分子一般,引发对广袤宇宙的无尽思考。然而在古北口这种小镇里,最好不要探索宇宙奥妙。毕竟你也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在我们住在修车棚的一周里,我们还是决定要留着我们的黄大发,尽管需要换一个新的发动机。或许一把火烧了这辆车似乎更明智,烧到只剩个车架子和摇摇欲坠的空壳,但我们终究还是于心不忍,毕竟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成一个精致的小窝。还有我们的小抱枕!我们的迷你小冰箱!还有那只会和我们“分享”所有食物的小老鼠。要是我们把车烧了,小老鼠怎么办?对它来说,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家啊。
“换个发动机可要不少钱”,陈文革说,“你们还得在这儿待一阵子。”
“一阵子大概是多久呢?”我追问到,寻思着最多也就是两三天。
“十天半月吧。”陈文革眼神躲闪着说。
那天下午,我和羽伶抬着我们那薄薄的床垫穿过了小镇,来到一户废弃的小院。我们在院子里的一棵山楂树下搭起了那顶从拼多多二十多块钱拼来的帐篷,过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的帐篷上斑斑点点的落满了鸟粪。我们只好换了个地方。在我们露宿野外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被近在耳边的呕吐声惊醒了。
“你听到了没?”羽伶问我。睡袋产生的静电使她的黑发竖在头顶,如同一只炸了毛的大公鸡。我们轮流从帐篷的小窗户向外看,是一个只穿着内衣的女人在小院的另一侧吐得要死要活。
和她一起的男人穿着一身看起来很昂贵的黑色西装,他看起来像是个正经人。天一亮,他们那辆挂着北京市牌的红旗车就不见了。
我们每天都会问,“陈伯伯呀,我们的新发动机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快了快了。”他总是这样回答。这个所谓的“快了”很快变成了一周,然后是半个月。当陈伯看到我们从远处走来时,他就会赶紧躲到卡车或者汽车下面工作,或是假装修理他那辆看起来快20年都没人碰过的拖车。我们开始如同想吃冰糖葫芦的小孩子一样撒娇,“陈伯呀,我们的发动机到底啥时候才能到哇?”
当我和羽伶看腻了杂草丛生的小河沟时,我们开始在小镇上四处转悠,瞅瞅别人家的车。我们在镇上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现了一辆待修的面包车,登时两眼发亮。当我们想凑近看看时,屋里的人就会把窗帘拉上。我和羽伶就像两个脏兮兮的丧尸,试图寻找到可以供我们“开膛破肚”的汽车。
在我们等到花都快谢了,就差在当地买个房子安顿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车总算是修好了。陈伯一反常态,得意洋洋地鸣着喇叭,把我们的黄大发开到了廉价的帐篷前。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个样子。虽然这车开起来还是像一堆硬币在洗衣机里晃荡那样叮铃咣铛的响,但开起来还算挺稳的。
“陈伯真是超级牛啊!”当我们开着车驶出小镇时,羽伶赞叹着。此时距离我们的车子抛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宇宙第一修理工!”我应和着,恨不得把陈伯给夸上天。
然而,仅仅才过了六周,我们的车就又歇菜了。这次直接在山西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熄火了。那天早上大雨倾盆,雨点砸得整个道路都泥泞不堪。方圆几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着。
“再试试吧。”我说着,羽伶在一边尝试着打火。
“别吧”,羽伶念叨着,“老天爷啊,别搞事啊。”
当我们终于勉勉强强地把我们的黄大发开进附近一个矿镇时,我们径直地奔向了修车师傅那儿。这个师傅看起来精瘦精瘦的,浑身散发着父亲的光辉。
“修不了了,换辆新车吧。”他耸了耸肩,说到。
“去吃根肠不?”我指着路对面的小卖部问羽伶。
“好啊,尝一尝呗。”Localising our translation of this travelogu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ders turned out to be a far more multi-faceted task than any of us had anticipated. Rather than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all the changes we had to make, we here cite a few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localis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he “domino effect” caused by some of our apparently trivial translation choices.
To start with, we had to come up with names for the characters: we chose names for Jo (翟一晴) and Cherie (徐羽伶) that are typical of young city-dwelling adults today and hint at their quit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For John (陈文革), we chose an age-appropriate name with the meaning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children born in the late 60s and early 70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ere often given names with political overtones. The chiko roll that plays such a key role in the original story was replaced with 淀粉肠, a kind of cheap sausage that is quite popular in rural China, but that “foodies” would turn their noses up at. Likewise, the meat pies became 驴打滚, an authentic Beijing snack made of glutinous rice. Even in the simile ‘like children begging for ice cream’ we replaced ‘ice cream’ with ‘skewers of toffee crab apples’, a traditional treat in northern China – by this time we had narrowed the scope of the young women’s trip to northern China. As a counterpart to Port Wakefield, we selected Gubeikou (古北口镇), an insignificant town in Hebei Province with little or no tourist appeal. As a result, a paragraph describing the Australian Army carrying out bomb tests at Port Wakefield underwent considerable modification to refer instead to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Since Gubeikou is an inland town, another paragraph featuring philosophy-inspiring jellyfish floating in a tidal pool morphed into similar philosophical meanderings around whitebait swimming against the river’s current.
In making all these decisions, we were guided by what we understood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to have been, namely, to produce a light-hearted, entertaining short story that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in our travels the journey itself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destination.Corella Press™ is a teaching initiat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s Writ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WEP) program with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s. Unearthing and bringing new life to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n crime and mystery stories, student interns at Corella Press™ source serialised fiction from early Australian periodicals to produce beautiful, thrilling, collectable books for contemporary readers. Corella Press™ provides a unique hands-on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UQ students. Students gain experience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every aspect of publication, from Acquisitions and Editorial through to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s its avian namesake suggests, Corella Press™ is playful, disruptive, and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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